近日，北京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北京版的“双减”政策正式落地。

  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双减”政策。该意见确定北京市、上海市、沈阳市、广州市、成都市、郑州市、长治市、威海市、南通市等9个城市为全国试点。

  笔者梳理发现，除了北京以外，8月初，沈阳市教育、市场监管、公安、民政、人社、应急等多部门联合组织集中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围绕四类重点问题对辖区内所有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全覆盖式排查；广州市教育局也于不久前发布了关于做好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工作的通知，对现有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非学科类和外语（英语、日语、韩语）类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全面摸查；成都市则开启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看“培训内容是否超前超纲”“聘用教员是否合规”等七项内容……

  “双减”已经进入了“实操”阶段。

  所谓“双减”，一是减轻中小学生的作业负担，二是减轻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负担。不过，这只是政策的表面，政策的实质是根治义务教育阶段的“顽疾”，比如，“唯分数”的教育短视行为和价值取向、被资本裹挟的校外培训对学校教育的疯狂挤压、成倍增长的社会焦虑、因过度培训而产生的教育不公平，以及由这些所造成的不正常的义务教育生态。

  国家根治教育顽疾的决心不可谓不大。

  不过，笔者想说，在根治这些“顽疾”的同时，也要正视这些“顽疾”背后存在的“惯性”。

  惯性之一就是家长盼望孩子成才的强烈愿望。

  有人说中国的家长很矛盾，他们一面吐槽各种课外辅导给孩子带来的负担，一面又在心理上离不开补习。

  “减负”并不是新鲜事。

  “减负十条”“减负三十条”……近年来，教育部门发布了多个中小学生“减负”文件，但是，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却没有明显的改善。

  这与家长对校外培训的“欲罢不能”不无关系。而这背后其实是国人自古就拥有的盼望子女成才的强烈愿望。当学校的正常课程让孩子“吃不饱”时，家长们希望有人能给孩子“加餐”；当学校课程让孩子“跟不上”时，家长们也希望有人能帮孩子一把。

  校外培训刚好能满足家长这种个性化的需求。

  但是在资本的作用下，一些校外培训机构把利益摆在了更优先的位置上，家长的焦虑成了这些机构牟利的工具，家长的焦虑在被满足的同时再被不断扩大和反复贩卖。

  “双减”政策就是要斩断校外培训机构利用家长、“绑架”孩子而形成的利益链条，把孩子和家长“解救”出来。

  不过，最近，一些地方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机构的培训班开不了门家长便“众筹私教”、“大班”上不了就开始上“一对一”、教室里不能上课就转战居民楼……

  家长的焦虑并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是当前社会焦虑的一种集中反映。

  惯性之二是校外培训机构的生存问题。

  “双减”政策持续落地，不少原来主营中小学生学科培训的机构开始转型。

  笔者梳理了一下，有的机构转向了素质培训，比如某以英语培训起家的机构增加了艺术、体育、科技等培训项目；有的转向了成人教育，比如某著名英语口语线上培训机构，已经开发了专门针对成人英语口语的课程，该课程已经处在最后的测试阶段；还有的转向了托管服务，比如某以奥数起家的著名培训机构，已经上线了其托管服务品牌，主要面对小学生，主营放学接送、课内作业辅导等课程。

  在资本的“加持”下，培训机构已经形成了“快速寻找商机+压力式营销”的奔跑模式，笔者已经看到在匆忙转型过程中有些机构正在延续这种惯性。比如，有的培训机构刚开始转型做中小学素质教育，便迅速成立了素质教育成长中心，并且下设艺术创作学院、人文发展学院、语商素养学院等等。还有的机构准备进军职业教育。

  “双减”政策的初衷就是让培训回归教育本质，不能再把教育做成生意，对过去的模式进行简单的复制粘贴绝对要不得，事实已经证明过去的模式只能带来短暂的财富，并不能使行业持久有序的发展。

  另外，教育主管部门也要正视培训机构的生存发展需求，帮助行业厘清方向，同时也要重视培训机构在转型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困境，并给予实质的帮助。

  毕竟，教育系统内的各方都能有良好的发展，才能给孩子们提供身心健康发展的环境，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良性的教育生态。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