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同（新乡县）

郑板桥与白居易两人都是大文人，都做过州县“一把手”。更重要的是，两人的精神品质几乎一模一样，一语概括曰：何其相似乃尔。

都怜悯百姓。白居易的《卖炭翁》脍炙人口天下皆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殊不知郑板桥也写过类似的诗，他在《田家四时苦乐歌》中写道：“霜穗未储终岁食，县符已索逃租户。更爪牙常例急于官，田家苦。”(岳麓书社、吴泽顺编著《郑板桥集》160页，以下所引郑的史料，均出自该书)。两诗都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出了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在潍县时写的这首诗，历代传诵，今天一些贪官甚至也装模作样地挂在嘴上，欺世盗名。鲜为人知的是，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上，也写过类似的诗：每临夜晚，山野里便传来百姓哀苦的歌声，令他席不安枕，夜不能寐，于是提笔写下：“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两诗可谓异曲同工，表达的都是对百姓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同情。

都清正廉洁。郑板桥说：“惟板桥是穷措大出身，最喜金银，也最怕金银。喜者，喜其能养家活口，救人性命也；怕者，怕他能熏灼心肺，使人改行变节也。”他在知县任上两袖清风，心系百姓。潍县有年秋季歉收，他“捐廉代输”，即拿出自己的养廉钱替乡民交赋税。离开潍县后，“悉取券焚之”。 白居易在长安城内新昌坊置办新居时，他以中书舍人的身份代表朝廷到功臣田布家宣旨，任命田布为魏博节度使，以宁远将军号令大军，征讨杀父叛将王廷凑。田布身为忠烈之后，志在削藩，听旨后壮怀激烈，当即决定变卖魏州自家产业，同时拿出俸禄百万钱粮，充作大军军饷。出于对白居易的感激，他执意要将五百匹丝麻织造，作为谢礼赠送给白居易。白居易表示不能接受，哪知田布竟派人将绢匹送到了白家，白仍坚辞不受。这事最后传到了皇帝耳中。穆宗特派中使宣达圣旨：田布真诚相赠，收纳无妨。为此乐天一夜无眠，写下《让绢状》，奏复穆宗：“一饭之饱，必均于士卒，一毫之费，必用于戈矛……臣食国家之厚禄，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钱，尚渐尸素，无名之货，岂合苟求……伏乞圣慈许臣不取。”（作家出版社、赵瑜《白居易传》157页，以下所引白居易的史料，均出自该书）离别杭州刺史后，白居易把自己积攒下的俸钱“多留官库”，以补“继守者公用不足”，以后的刺史萧规曹随，这一制度竟维持了五十余年。

为了救民和正义，两人都无所畏惧，为此一个丢官，一个被贬。郑知潍县时，“值岁饥，道殣相望，不俟申报，即出仓谷以贷”，虽说此举救活万余人，但却“忤大吏”，郑板桥因此丢了官。白居易虽没有像郑板桥那样冒丢官之险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但在左拾遗位上，“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因此得罪了炙手可热的宦官，甚至得罪了唐宪宗，最终被贬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先是拟任刺史，因宦官对他恨之入骨，最后又降为司马。

两人的离职“感言”，都有点相同。郑板桥辞别范县时写道：“范县民情有古风，一团和蔼又包容。老夫去后相思切，但望人安与岁丰。”白居易离别杭州时写下《别州民》，后四句是：“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人走了但仍惦念着百姓。

都政绩卓著，深受治地乡亲爱戴。郑板桥“知范县，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潍人戴德，为立祠。”“官东省先后十二载，无留牍，亦无冤民。”白居易离开杭州时，“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筳。”千年之后的今天，人们仍在怀念着两位州县的大德高才，而忠县城西的白公路，杭州西湖的白公堤，苏州的山塘堤，一直默默地向世人诉说着白居易的爱民故事。

郑板桥、白居易能成为清官能吏，原因或许有多个方面，但是有两个方面可圈可点。

一是有情怀，他们都有浓烈的“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情怀，深具孟子所说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之精神，饱含“恻隐之心”，因此，恪尽职守、竭尽全力为黎民排忧解难。郑板桥说：“囊中数千金，随手散尽，爱人故也。”白居易《新制布裘》曰：“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反映的都是这样的情怀。

二是有底线，不忘本。郑板桥已贵为知县，但仍写信与他弟弟唠叨过去“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的苦日子。又告诫弟弟：“若欲一人作宰，阖族人皆造船买屋，不虞贫乏，天下宁有是理乎？”白居易在《秋居书怀》诗中写道：“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食，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全诗充满了自责、谦卑、感恩和知足之心。可以说，有这两点垫底，成为清官能吏的可能性极大，而成为贪官酷吏的可能性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