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衣蕙带（新乡市）

提起古代十八岁的天才少年，可能很多人会想起宋代画家王希孟和他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然而，在明代还有一位十八岁的天才少年并不为大众所了解，他就是和王希孟一样在十八岁的稚龄就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文化遗产的张谦德。

张谦德出生于昆山的世宦之家，其祖父张情历任过江西处州府推官、刑部主事、九江知府、福州兵备副使等职。其父张应文自幼就熟读诗书，是国子监的学生。因为晚明时政治腐败，边疆也不安宁，并不是入仕的好时机，于是张应文放弃了科考，开始了以书画为伴、琴棋自娱的幽栖生活。

在当时的江南，如张应文这样的文人雅士并不在少数，他们或读义理学、或浇花种竹、或听琴玩鹤、或插花瀹茗、或登城观山，远离俗世的纷扰，富足且闲雅地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花艺在明朝的中晚期空前繁盛起来，折枝入瓶，将四季之花供于案头，已不再只是佛前供奉的虔诚，或闺阁插枝的闲情，而成为文人不可或缺的幽栖逸事。

出生于这样的时代，给了张谦德更宽松的学习环境，他的学习从一开始就不是以仕途为目标的经史子集，而是更倾向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尤其是父亲对于著书、古玩、雅艺的爱好对他影响更是深远。

虽然还是少年之龄，王谦德就以幽居为乐，醉心于摆弄瓶花、鉴赏古玩的闲雅生活方式。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年仅18岁的他写下了《瓶花谱》，这也是古代瓶花史上的经典之作。

《瓶花谱》首先讲的就是品瓶：什么样的瓶子才是插花的上上之选呢？“凡插贮花，先须择瓶。春冬用铜，秋夏用磁（磁同瓷），因乎时也。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乎地也。贵磁铜，贱金银，尚清雅也，忌有环，忌成对，像神祠。”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文人插花，注重清雅自然，所选花瓶也要顺应时节和地利，并且以瓷瓶、铜瓶为贵，以金瓶、银瓶为贱，将文人重风骨、轻财帛的精神隐喻其中。文人的骨子中就带着浪漫的性情和对自由的渴望，表现在花艺之中，就是追求花卉天然的灵性之美与花瓶的古朴之美相辉映，因而，拒绝瓶上有环太过庄重的瓶子，也拒绝成双成对过于工整对称的摆放。

瓶花所用之瓶讲究极多，《瓶花谱》中也一一介绍了大致的尺寸规格。铜器之中的尊、罍、觚等也都可以用来做插花的器具。尤其是曾入土过的铜器、瓷器，因为受土气深，用以养花，花色艳丽仿佛还开放在枝头，有些花在凋谢之后，还会结出果实。

一瓶花并非简简单单折下枝头插入瓶中那么简单，而是要有品瓶、品花的文化积淀，折枝、插贮的艺术修养，滋养、事宜、花忌、护瓶的各类知识，才能将自然揽入斗室，令书香常伴花香。

古人插瓶花的习俗由来已久，早在唐宋时瓶花就和焚香、品茗、挂画一起成为文人的四件雅事。宋代诗人吴龙翰曾写过“座左插梅花，座右横诗笔”，将文人书房中瓶花与笔墨同样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尽显无遗。宋代诗人俞瑊也写过：“村居何所乐，我爱读书堂。阶草侵窗润，瓶花落砚香。”一瓶花即是村居时的闲情乐事，一瓶花亦是读书时的一脉清香。

瓶花从最初的随手折取，随意插摆，到之后的品鉴花、瓶，选取折枝，插贮技法，滋养花木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将其详细整理出版的图书明朝有三本，其时间相隔不久，第一本是高濂的《遵生八笺·高子瓶花三说》、第二本是张谦德的《瓶花谱》、第三本是袁宏道的《瓶史》。《瓶花谱》居于其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也是将明花艺推向极致的重要助力。

若花开枝头为天工，铜器瓷瓶为人巧，那么瓶花就是将天工与人巧合二为一。在一季季的花开里，在不断变换的瓶壶里，瓶花就是自然与工艺结合出来最美的姿态。时至今日，《瓶花谱》依然是花艺从业者及爱好者奉为圭臬的经典。想要了解中国式插花，感受古代文人幽栖生活的风雅，不妨在忙碌的日子里偷得浮生半日闲，剪一枝花开，浸润墨香。